“订婚强奸案”法律评析：证据、伦理与司法程序的碰撞（作者：储博刚律师）

2023年5月发生于山西大同阳高县的“订婚强奸案”，因涉及婚俗彩礼、性同意边界与司法程序争议，持续两年引发全国关注。案件从刑事一审到彩礼纠纷诉讼，从法律事实认定到社会伦理讨论，交织着传统婚恋观与现代法治的碰撞。2025年3月25日，该案刑事与民事二审同日开庭，标志着这场司法拉锯战进入关键阶段。

案件核心时间线如下：

2023年1月30日：席某某与吴某某经婚介机构相识，约定彩礼18.8万元。

5月1日：双方举办订婚宴，签署《订婚收彩礼协议》，男方支付首期彩礼10万元及金戒指，承诺婚后一年在房产证添加女方姓名。

5月2日：回门宴后，两人于婚房发生性关系。女方次日以“违背意愿发生关系”报案，男方被刑拘。

2023年12月25日：一审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席某某有期徒刑3年，其当庭上诉。

2024年3月28日：婚约财产纠纷案一审宣判，法院驳回男方返还彩礼诉求。

2025年3月25日：二审开庭，刑事部分未当庭宣判。

此案的特殊性在于其将“订婚关系”与“性同意权”置于舆论风暴中心，同时牵涉高额彩礼、婚俗陋习等社会议题。截至2025年3月，席某某已被羁押22个月零16天（约690天），远超一审刑期，引发对“未决羁押合理性”的质疑。

二、法律争议焦点：证据链的断裂与性同意的边界

1. 医学证据与事实认定的矛盾

案件的核心争议点之一在于医学鉴定结果与强奸指控的物理证据存在明显矛盾。根据男方《刑事上诉状》，医院诊疗手册显示“女方外阴：处女膜完整，未见新鲜破口”，且司法鉴定书指出“送检物（女方内裤、阴道擦拭物）均未检出人精斑及STR分型”。这一结果与强奸指控所要求的“实质性性行为”直接冲突。尽管存在“未完全插入”或“未导致处女膜破裂”的可能性，但法律上需以客观证据为支撑，而非推测。

然而，一审法院采信了其他间接证据：

（1）监控记录：显示女方逃至13层呼救后被男方拖回房间；

（2）物证：现场窗帘烧毁痕迹、女方手臂淤青；

（3）证人证言：女方母亲称案发后女儿哭诉被强暴。

上述证据虽能佐证暴力行为的存在，但无法直接证明性行为的发生及违背意愿的性质。法律对强奸罪的认定需满足“暴力/胁迫手段”与“违背意愿发生性关系”的双重要件，而本案中前者证据充分，后者则因医学证据的缺失而存疑。

2. 性同意权的法律认定困境

本案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性同意的边界。女方在询问中明确表示“反对婚前性行为”，其母证言亦称案发后女儿哭诉被强暴。然而，男方坚称双方自愿，并指控女方因房产加名未果而报复。

法律上，性同意的认定需遵循以下原则：

（1）即时性与可撤销性：即使女方曾同意，若在过程中明确拒绝，男方继续行为即构成强奸；

（2）情境判断：需结合双方关系、行为前后表现等综合判断。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双方已订立婚约并支付彩礼，这可能影响对女方真实意愿的推定。但是，法律明确规定，婚姻关系本身不构成性同意的默示许可，订婚更非法定婚姻关系成立的事由。因此，法院需严格审查女方是否在案发时明确表示反对或者拒绝，而非仅依据其既往态度。

3. 彩礼纠纷与性同意的混淆

案件暴露了彩礼协议对司法判断的潜在干扰。男方家属主张女方因房产加名未满足而诬告，并提交录音显示女方家属曾要求“加名并补足彩礼”。一审法院虽认定彩礼纠纷与刑事指控无关，但舆论场中“彩礼=性同意交易”的论调仍甚嚣尘上。

从法律角度来看，给付彩礼属于民事赠与行为，与性同意权无任何关联，将给付彩礼视为“性同意担保”不仅物化女性，更可能助长诬告风险，法院需明确区分两者的法律性质，避免因民事纠纷影响刑事案件的定性。

三、司法程序争议：辩护权与羁押合理性质疑

1. 辩护权保障的瑕疵

一审审理过程中，席某某的辩护人因在外地开庭未能到场，家属质疑程序存在重大瑕疵。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告人有获得辩护律师为其辩护的法定权利，律师缺席庭审可能影响有效辩护的实现，尽管二审审理过程中家属作为公民辩护人参与，但因其专业性不足可能会大大削弱辩护效果。

2. 超期羁押的合理性

截至2025年3月，席某某已被羁押690天，远超一审刑期（3年=1095天）的60%。尽管最高人民法院三次批准延期审理，但超期羁押仍引发对“以押代判”的质疑。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二审案件应在2个月内审结，特殊情况可延长至4个月，而本案审理周期已远超此期限。

3. 缓刑适用争议

该案二审开庭前，大同市中院向社区矫正机构发出《委托调查函》，拟对席某某适用缓刑。此举引发两极化反应：支持者认为医学证据不足，缓刑可平衡司法公正；反对者则认为强奸罪属重罪，缓刑可能传递错误信号。需注意的是，缓刑适用须符合《刑法》第七十二条所规定的条件，而一审判决已认定强奸罪成立，二审若改判缓刑仍需充分论证理由。

四、社会伦理与法治进步的碰撞

1. 婚俗改革的法律挑战

该案折射出传统婚俗与现代法治的深层矛盾，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4年2月施行）明确了彩礼返还条件，但“房产加名”等附加承诺的法律效力仍存争议。检索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婚恋纠纷案件中，涉及彩礼争议的比例达37%，凸显出传统习俗与现代契约精神的张力。

2. 性别权益与诬告风险的舆论撕裂

该案成为了性别对立的典型案例，女性权益倡导者强调“性同意不可推定”，支持司法对性犯罪行为的零容忍；男性群体则担忧“婚内/订婚关系中的诬告风险”，呼吁保留性同意证据。某调查显示，65%受访男性认为“婚前性行为需留存书面同意证据”，反映出两性之间的信任危机加剧。

3. 司法公信力与舆论监督的平衡

最高法多次延期审理体现审慎态度，但社区矫正调查函的泄露引发对司法独立性的质疑。有法学专家指出，此类案件需严格遵循“证据裁判原则”，避免舆论影响事实认定。

五、律师建议

1. 细化性犯罪案件证据标准

- 引入“积极同意”原则，明确性同意的表达方式；

- 完善医学鉴定标准，加强对“未遂”与“既遂”的合理认定。

2. 推动婚俗改革的制度

- 通过地方立法合理限制彩礼金额，禁止附加财产条件；

- 加强普法教育，弱化彩礼的契约属性，回归婚姻情感本质。

3. 加强司法程序的透明化与权利保障

- 严格限制超期羁押等程序违法的情形；

- 保障律师行使辩护权，确保被告人享有法定诉讼权利。

4. 对社会舆论进行理性引导

- 法院可通过裁判文书强化说理，回应公众关切；

- 媒体应避免标签化报道，减少对当事人的二次伤害。

六、结语

该起“订婚强奸案”绝非孤例，而是社会伦理与法治进程的缩影，其终审判决不仅关乎个体命运，更将为中国婚恋伦理与刑事司法实践提供重要参照。作为法律人应以专业精神捍卫程序正义，同时推动社会观念的进步，方能实现情与法的真正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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